1、上班族开着小车上下班抱怨油价上涨，有网友亲测，少加两箱油确实可以买辆电动车了。这是由于电的成本一直维系在一个较低的成本区间内，如果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受供求关系决定；那么生活之中离不开电的价值，以及几乎是生活和生产的刚需来看，电价应该就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消费起的，而打破这个价格理论神话的是电属于公共产品，只有被政府进行公有制的控制，才能使得电成为普惠基础设施。同理，类似的公共产品还有自来水、公路、桥梁、公共汽车、地铁、高铁、天然气、通讯等等，虽然我觉得通讯费还是有点高。
（你可能很少坐公交车，但是它必须得有）
2、社会公共产品几乎就像一个经济社会的空气和水一样，人们随时随地的享用，但很多时候并不会在意他们，除非涨价了。最重要的是公共产品是安全公共环境，最大的外部保障是国防，强有力的军队本身就是公共产品运营的必须；其次是来自于整个公安系统、安防设备、法制环境以及辛勤的警员队伍的付出，最后还与整个社会人们整体生活水平和国民素养密不可分，三个方面缺一不可，假如我们现在设想公共产品体验并不那么好，那每个小区业主将支付高昂费用给私人的物业公司去聘用安保公司来维护，并且还不一定靠谱；因为所有私人机构会给出一些免责条款，超出了保护范围和情况的意外他们并不负责。再比如公共交通因为暴雨而阻塞，会有交警出来冒雨指挥，如果按照每个人时间成本价值以及愿意支持交警劳动的报酬而言，再按照交款多少给个通过的优先级，可能没有多少普通老百姓能够支付起相应的价格。只有纳入到社会公共产品之后，才使得劳动付出者是为了公共职责而付出，而普通市民不分贵贱均能够享受得到公共产品。这同样能够打破所谓的“市场”能优化资源配置的迷信，市场从古至今就有是商业的基础，但“市场化”和商业化却不是万能的，甚至对社会运转作用相当有限。
3、事实上，很多时候“市场化”只能带来市民生活成本极大高企和攀升，比如义务教育阶段是财政公共支出，实际上是保障农村以及城市工薪市民减轻育儿负担的兜底，但是并不能阻止相应的培训补课费用上涨，很多城市居民将收入一部分投入到市场化教育产品之中以享受这种“私人服务”带来的竞争溢价，其费用是远远高于的公共教育产品的，一线城市一个小孩培训补课开支20万/年并不少见，二线城市10万/年，二线以下5万/年；甚至很多付出压根是短期内无法衡量出来的，是长周期付出的；而更有意思的是，很多付出仅仅只是为了上一个更好的公共学校或者未来好的公共大学，实际上争取相对稀缺公共产品名额的超前投入，从某种程度上说，依然是公平的（愿意出钱的出钱的，愿意出力的出力，归根结底还是孩子出力，家长们相信大力出奇迹）。如果像国外的大学不需要通过分数而采用捐赠校方财产（实际上变相贿赂）方式而保证所谓的“贵族”子弟直通车，而寒门即使天赋异禀也需要在此后偿还高昂贷款费用，这就是公共产品私有化带来的阶层固化，导致权贵阶级产生，富者占据更多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源并把这种占有欲作为遗产传给下一代，导致下一代竞争动力降低，寒门难出人才，违背了人的智力因素是大致平均主要来自后天平台条件和奋斗的常识，这实际上是回到了“分封建制”的弊端。
4、甚至有些社会公共产品如果市场化意味着该项服务会永远消失。比如疫情防控如果没有基层组织和医护工作者付出，这种在与未知的看不见的病毒殊死搏斗情况下，给再多钱让专业人士上有多少人愿意上，而又有多少默默付出的医护工作者获得了荣誉，更多人只是在系统高压下付出，而他们薪资或许还不急很多上下班的白领；而在疫情防控最严峻的时候，为了实现科学精准防控在基层累死的、感染牺牲的有数百人，如果这份工作用人们愿意让渡出来的金钱来支付的话，那同样是天价也无法达到。我们经常在朋友圈看到一些在某方面还算有所成就人在那里叫嚷着要与新冠病毒共存实现群体免疫，他们就是不愿意面对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西方社会是压根没有能力去组织起一支可以用最低薪资武装起来的医疗队伍和深入基层的防疫检测防线来实现精准防控和动态清零，这是由彻底私有制（也就是原本需要公有化产品私有化）之后面临的必然困境，自己一条命值多少钱，这个答案对任何医护工作者来说都是无解的。而我们则看到了医护工作者本身就是不穿军装的战士，他们是为了守护自己爱的人和人民而战，这种思想境界是高尚的，但是同时也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最优解，说得直白一点，正是因为西方没有共产党这样的执政党组织，没有办法一杆子打到底进行人员管理，也没有足够的组织力量进行调度，他们没有能力做到与病毒抗争，所以只能躺平并且让一些专家出来忽悠老百姓进行情绪按摩，不要慌和流感一样的，死不了，这儿还有辉瑞的特效药。可笑的是，国内很多人愿意跟着忽悠，是因为他们被私有化蒙住了双眼，认为自己一切是自己奋斗的产物，而与社会的公有支出无关，甚至认为疫情防控达到今天可防可控的局面是他们在朋友圈里打抱不平键盘督促的结果。很多时候我经常私底下感叹，幸好没有选票，要不老子的命被他们早坑没了。
5、社会公共产品成本和运维来自于国家财政支出，因为就需要征税和公民纳税。马克思说是“税收是养育政府的娘奶”。正是因为有公民依法纳税，大家享受起公共税收才不会觉得有愧疚，时不时担心公共产品没有了怎么办之类的问题。而2021年个人所得税征4043亿元，同比增长了46.8%，主要与去年一系列对流量明星、直播带货网红的所得税征收以及金税四期对于银行转账系统数据打通相关，实际上也与公共产品成本上涨但是这种成本并没有摊派到公民生活之中（比如水电费没有涨，2021年CPI上涨0.9%），这种情况只能从各项本来应该依法征收税收严格执行，这同时也使得规避税收做法逐渐失效。
预计2022年相应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会还会上升，因为资产外逃和转移至海外的风险急剧加大，转出去可能就是转个寂寞，一把被全部薅光。毕竟全球经济下行，一旦很多发达国家发现财政难以为继，就会从转移过来的财产那里先下手，这实际上也是政府自身的公共服务需要高昂价格支出（比如失业救济金、社会福利、企业破产导致的银行债务窟窿等）他们会想办法弥补这样的财务陷阱，而对于来自异邦送过来韭菜往往是头一茬也就没有什么负罪感了，我们看到李嘉诚旗下在英国电力现金业务都赶紧出手也是没有洞察先机的无奈之举，生意人用脚投票，算成本他们是最在行的。
6、最近一段时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教条”已经被证伪了，这个所产生的巨大的冲击还没有被理论届进行充分解读，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传说，实际上不过是私有制包装的“国中之国”和重商主义财阀占据公共产品和社会利益的挡箭牌，一个穷汉在这样的条件下想的是怎么换一个不漏风不滴雨的更好的屋，而不是怎么想领导会不会不经过自己同意进来，如果有癔症，应该去看精神病医生。
一个公，一个私，本身在汉语语境里就有高下之分、优先之别，又怎么可能私理大于公理、私利大于公利是真理呢？只有在公理之下才有私理的生存空间，也在公利之下才有私利的生存空间。
